天一直阴着，没有阳光的乌鲁木齐更像掉进山凹里的丑小鸭，四周山坡上维族人的泥土房在阴阴的天幕下显得很寒酸，尽管如此，维族人一点儿也不感到生活有什么不如意，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片土地，不然快乐的歌声不会在这样的景气里响起。
我躺在边疆旅馆的小房间里，简单的房间就象我此时简单的心情，如果我不是在等一个人，如果我不是在生病，我相信我会在老街的酒馆大喝伊梨酒，我爱那家维族人开的酒馆儿，受过教育的维族人是很讲究的，他们干净，礼貌，闲适，他们生活的方式和态度都比汉人要好，最少我如此认为。
我不能继续留在乌鲁木齐了，江河日下的生意把我搞得身心疲惫，我想过回哈尔滨，一晃我已经3年没回去了，毕竟哈尔滨是我的家，爸爸，妈妈和我的向着公园的房间，以及那条最初教我做生意的民贸街，摩肩接踵的俄国人，波兰人，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，构成了我至今赖以生存的生活。即便这样我却不想回哈尔滨，如果单纯以好坏来批判哈尔滨，我是不喜欢且有一些厌恶的，我说不出来是什么或者我根本不愿伤害自己而自圆其说。我同样不喜欢南方，我能接受的仍是粗纩一些，酣畅一些的东西。所以我选择了莫斯科。
雨一直没下来，半阴不阴的天刮起了风，我等的人回来了，他给我一个好消息是护照签了，坏消息却是我的货款有一半要压在国内了，总算还有好消息，我们几个老乡大喝了一顿，男男女女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哭，我们都知道莫斯科将比新疆苦得多，而且莫斯科很乱，生活和生命都将受到巨大的挑战。
我来了，莫斯科。
当我终于站在梦想中的红场，看着异国湛蓝的太空，激动仅仅维持了30个小时，我就看到了莫斯科那整洁有序背后的阴冷，莫斯科人对中国人的无理，蛮横，以及骨子里的轻蔑令我压抑，尽管中国人比他们富有的多，可是他们对待美国人的卑怯是那么可怜。有一件事，在一家商场，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的护照同时掉到了地上，警察会跪在地上把护照拣给美国人，而中国人的护照则被一脚踢飞。
这不是故事，我在市场上见到了最残酷的生活。
我所在的市场在莫斯科的闹市区，初来乍到，大多是傻子过年看邻居，有一天，市场里静悄悄的，我有些累，就靠着集装箱打盹，其实我根本就没睡，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练的工夫，突然见一个人跑，于是，市场风一般刮响，我还看乐，一个潮州人喊，还不收拾，阿木来了。我一来就听说阿木是最可怕的，他们是俄罗斯武装警察，穿着迷彩服，戴着黑头套，端着自动步枪，我不知那来的力气，几下我就把货扔进了集装箱，我锁上锁时，一个高大的阿木用枪指上了我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我看见一个阿木冲进了北京人的集装箱，那个黑瘦的北京人无力地靠着集装箱，眼睛里是大片的麻木，那个北京人是北京列帮的，因为他骗了一个兄弟，事发后，他砍了自己的3个手指，帮会把他赶了出来。
阿木搜走了北京人的13000美金，我们都把钱藏集装箱里，因为市场的管理很好。那天后我再未看见北京人，有人说他回国了，谁知道？一到国外人就不像人了。
阿木可怕，毕竟不常来，况且我已经练就了闻风而动的本事。警察是可怕的，我们回国时，一见警察就害怕的想跑，我们常开玩笑说我们回国都能当特务，这是黑色的幽默。我们最怕的就是警察，特别有些警察知道我们炒汇的规律，警察把我们带上警车，什么也不说，把你拉到小树林，你除了把身上的钱叫出来，没有别的路。我记得那是一个周二的中午，我有一批货到，我必须去炒汇，我很害怕，可是就遇到了警察，整整两万美金，我五个月的收入没了。我哭了三天后，我又回到了市场，当时很多人怕我就此完了，我没完，我想我得好好活下去，为我自己。